新世纪湖南诗歌概观(吴投文)(4)

┌2013-06-07┐┌来源:www.hnsrw.com┐┌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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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以来湖南的长诗写作也是一个亮点。大概由于长诗写作上的难度和文体上的某些特殊性,长诗在大多数诗人的创作中是一块空白。当然,对长诗的驾驭还取决于一些复杂的综合性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长诗写作需要诗人持久的耐力,也往往能引起读者更大的关注。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些诗人会把长诗写作作为一个更大的追求目标。在湖南诗人中,曾德旷、胡丘陵、邹联安、韦白等人以富有特色的长诗写作引起广泛瞩目,可谓湖南诗坛的一道风景。胡丘陵被誉为“中国第三代政治抒情诗”最重要的代表诗人,主要长诗有《拂拭岁月:1949-2009》、《2001年,9月11日》《长征》《2008,汶川大地震》等;曾德旷以长诗成名,主要长诗有《混乱与挣扎》《呐喊与呻吟》《致约瑟夫?布罗茨基》《圆周》《鹤》等;聂沛的诗歌一般篇幅较长,代表性的长诗有《下午是一条远逝的河》《蝗虫》《孤独的大地》等;韦白是一个多产而多变的诗人,他的长诗《老D的梦境》《机器人δ的幸福生活》受到特别的关注。远人以严谨精致的抒情短章见长,他的《山居或想象的情诗》也是颇见功力的长诗。总体上看,这些湖南诗人的长诗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大都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化风格,可以说,这是湖南诗歌的一块高地,代表湖南诗歌的一个重要方面。
  显然,在考察湖南诗歌的整体性视野中,上面这些诗人的创作还只是略见一斑而已。在这个序列中,还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他们都是在湖南诗坛显示出创作个性或具有一定影响的诗人。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湖南的“80后”诗人也已崭露头角,可以代表湖南诗坛新出现的一群,是新世纪湖南诗坛一支潜在的生力军,有的已具有相当的创作实力。不过,他们的发展路向似乎尚不明确,需要他们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做出自己的选择。

  四
  从总体上看,新世纪湖南诗人的创作非常活跃,实际上很难进行整体性的清理,很难把正在进行中的文学现场整合为条理清晰的板块结构并赋予规范性的命名,从这里似乎也可以看出湖南诗歌内部的某种复杂情形。湖南诗人具有较为开阔的创作视野,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创作追求,很难找到他们具有共通性的创作倾向与较为一致的美学追求,至少在理论层面上很难把他们整合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域创作群体。在湖南诗人的创作中,湖湘文化的浸润主要表现为一种内在的诗性气质和精神底色,在创作中体现出来并不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即使就“6+0”和“新湘语”几个诗群而言,不仅各自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就是各自内部成员相互之间的差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要而言之,他们都是作为独立的个体,从自己对于诗歌的理解出发来从事创作的,这使湖南的诗歌创作呈现出多元互动的创作格局,各种风格的创作可谓异彩纷呈,而且似乎在酝酿着一种整体性的突破。对新世纪的湖南诗歌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湖南诗歌在新世纪也面临着发展壮大的瓶颈,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一、缺少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领军性诗人,而这实际上也是一个省整体和综合实力的表现。现在几大诗歌强省如云南、四川、陕西等,都拥有在全国具有不可替代性的诗人。领军性诗人不是外界赐予的封号,而是依靠自己的创作实力和总体成就得到诗人们的广泛认同而自然形成的。领军诗人那种无形的美学示范性作用和引导性作用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特定区域内可以产生扩散性的催化效应,有效地带动其他诗人的创作。应该说,在目前的湖南诗坛尚缺乏这种领军性诗人,这也是湖南诗歌在全国的影响力受到屏蔽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新世纪湖南诗人在主流名刊发表诗歌的不少,但似乎没有产生在中国诗坛引起广泛关注,真正显示出艺术独创性的杰出作品。这也是衡量一个省区整体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各种重要的诗歌选本中,入选的湖南诗人也不多,如2012年出版的由唐晓渡和张清华编选的《当代先锋诗30年(1979——2009):谱系与典藏》,涵盖自30年来朦胧诗、第三代、中间代、70后、80后这一中国当代先锋诗歌谱系中的191位诗人,但却没有一个湖南本土诗人。我们不能简单地抱怨编选者视野的偏狭,实际上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湖南诗歌的当下处境和内在欠缺。三、尽管新世纪以来湖南诗坛的创作气氛活跃,但湖南诗人似乎普遍缺乏向外拓展的动力,在新世纪风起云涌的先锋诗歌潮头,很少看到湖南诗人的身影。可以说,湖南诗坛内部热闹有余,但与全国诗坛的对接和呼应还是显得不足。这造成湖南的一些优秀诗人不为外界所知,也使湖南诗歌的整体影响力受到弱化,在全国诗坛处于某种程度的屏蔽状态。四、湖南诗歌在省内得到的各方支持不足,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湖南没有正式出版的专业诗歌刊物,几份综合性文学刊物留给诗歌的版面都非常有限,也没有专业性的省级诗歌协会和比较固定的诗歌资助基金,这些都是制约湖南诗歌扩大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不过,新世纪以来湖南诗坛有几份诗歌民刊办得较有特色,如吕叶主编的《锋刃》、欧阳白主编的《诗屋》、易彬等人的同仁诗刊《二里半》等,但这些民刊大都出刊不定期,也不易坚持下来,影响毕竟有限。影响新世纪湖南诗歌发展的瓶颈因素自然不止这里列出的一些,还有一些涉及到诗人自身的更为复杂的综合性因素,也都是我们应该看到的症结所在。新世纪的湖南诗歌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性关口,机遇与危机并存,需要湖南诗人做出自己的抉择。
  诗歌大概算是一种“危机文体”,借用闻一多先生的讲法,就是戴着脚镣跳舞,而且是在缆绳上跳舞,需要全面的艺术素养和高度的专注,同时诗歌又是一种高端写作,需要一种高贵的写作姿态和高远的写作目标。没有对于诗歌绝对皈依的忠诚,一个诗人纵然有过人的天赋,要创作出真正具有原创性的作品看来也是枉然。百年中国新诗取得的成就之所以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对新诗原创性的渴求和捍卫民族诗歌传统的焦虑。与此相关,中国新诗往何处去,是一个至今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不但在诗人中对于新诗原创性的理解众说纷纭,对于民族诗歌传统的理解莫衷一是,而且诗歌的外部环境已经构成对诗歌生长的严重挑战。诗歌的读者似乎在不断的萎缩,诗歌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变得无足轻重,时代巨大而苍白的面孔涂满五彩缤纷的油脂,诗歌要么被当作一种廉价的化妆品使用,泛化到无所不在的广告、图像、网络、影视传媒,乃至肥皂剧中,沦落为一种快餐式文化,而真正的诗歌精神却消解无遗;要么被视为一种高雅的贵族化游戏,成为少数人的赏玩品与精美的装饰,而诗歌与生活的真实联系被强行割断,诗歌应当具有的现实品格严重失落。这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悲剧,显露出一个时代普遍的精神病相。诗歌在不断加速的边缘化过程中失去的不仅仅是自身的重量与深度,还有诗人的健康与尊严,这是每一个诗人都应该直面的严峻事实。在新世纪纷繁复杂的诱惑面前,这些也值得湖南诗人深思。

(作者:吴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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