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湖南诗歌概观(吴投文)

┌2013-06-07┐┌来源:www.hnsrw.com┐┌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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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新世纪(2000年至今)的湖南诗歌(注:本文所论及的湖南诗人只限于定居或工作在湖南本地者,不涉及湖南籍在外地定居或工作的诗人),大概很多人有一种先入之见,认为湖南诗歌在中国诗歌版图上算不上一个特别的亮点。实际上,湖南是一块生长诗歌的地方,湘风楚韵的熏染使湖南的诗人成为特别的一群,在他们的身上总显露出那么一种放眼天下而又独立不倚的诗性人格与孤高情怀,这似乎已成为湖南诗歌传统的一个独特精神标记。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在当今湖南诗人的血脉里也跃动着这种特殊的楚人气质,他们的创作在寂寞中显出沉实的底蕴,以一种不事声张的写作姿态进行纯粹的艺术创造,彰显出独立的形象。也正是这个原因,湖南诗歌存在着被低估的情形。这种低估在时间的沉淀中凸显出它的意义,这就是湖南诗歌的总体状况包含着地域性写作的特殊性,而要理解这种特殊性,需要回到诗歌地理学的具体情境中来。湖南的地理环境具有某种特异性,地貌多奇崛起伏,江河奔流其间,山与水似乎具有某种符号性的精神内涵。湘江横贯湖南这块热土,汇聚一千三百余条支流,千百年来哺育着湖湘文化,在人们的印象里,它不仅是一条自然的河流,更是一个文化的符号。中华诗祖屈原的魂魄是一江诗词的源头,作为一种文化传承,湖湘人的血性和智慧也在这条文化长河中奔流不绝,浩荡古今。进入新世纪以来,应该说,湖南诗歌有一种纵深性的发展,诗人的创作空前活跃,即使在全国视野里,也有一些诗人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认同。但令人遗憾的是,学术界的目光多集中于几位湖南的前辈诗人,而对新世纪以来的湖南诗歌没有太多的印象,湖南的整体诗歌创作很少进入评论界与学术界的视野,这与新世纪湖南诗人的实际成就是不相称的。在这个日益物质化的时代,诗人的身份越来越受到质疑,诗人被不断地边缘化,因此,诗人要坚守写作的纯粹性就变得异常艰难,诗人要维护自己独立的形象就需要发出真实的声音,回答这个时代面临的困惑和精神空虚。湖南的诗人正是这样的一群,他们坚守,在创造的快乐中充实自己,为这个时代提供值得珍视的诗歌艺术文本。

  一
  首先要提到的是彭燕郊先生(1920—2008),他是一位创作力极其旺盛的跨世纪诗人,可谓宝刀不老,晚年佳作迭出。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湖南诗歌界的灵魂人物,称得上是青年诗人的精神导师,在新世纪的最初几年,他实际上起着导航的作用。2006年底,四卷本的《彭燕郊诗文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彭燕郊诗歌研讨会也同期在湘潭大学举行。这对新世纪的湖南诗歌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这位可敬的老人在住院的前一天还在和两位来访者谈他一部长诗的构思,在医院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也仍然念念不忘创作。有学者把他的一生概括为“坚贞的诗路历程”(龚旭东语,参见赵树勤选编:《彭燕郊评介文集:坚贞的诗路历程》,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非常贴切。
  彭燕郊早年作为“七月派”的重要诗人而闻名,进入新世纪后仍然笔耕不辍,久经打磨的长诗《生生:多位一体》直到2007年才在《芙蓉》发表。这是彭燕郊晚年最重要的创作成果,也是新世纪湖南诗坛最有代表性的长诗之一。这首长诗的起点是从世界的“终点”开始的,诗人的这一切入方式值得我们深思。长诗依次由“氤氲”、“孵化”、“蠢动”、“喷薄”、“孳乳”、“嬗递”六个部分组成,循此结构和途径,我们可以把握到诗人在开阔的诗性视野中所呈现出来的生命复活图景。长诗从“氤氲”到“嬗递”的六个部分其实就是生命复活的六个阶段,其中包含着诗人对当代重大精神事件的沉痛反思。诗人在长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忧虑和愤慨既贴着当代世界的社会生态层面,又贴着当代世界的精神生态层面,从中可以发现诗人在长诗主题的处理上有着清醒而犀利的现实主义精神。但是,诗人并没有满足停留于这一层面,而是在长诗的深层结构中对应着诗人在思考人性和生命问题时复杂的内心图景,显示出诗人深沉的文化省思。长诗把个体的生命体验转化为生命“生生”的人类意识,指向生命神性的超越性境界。这正是诗人的深刻处,他对人类普遍的悲剧性生存处境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然而却并不悲观,他不仅是一个乐观的预言者,同时是一个忠实的实践者。
  彭燕郊的诗歌带有湖湘文化的诡异之气,流动着一种飘忽和蓬勃的神秘意味,这在他的长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说彭燕郊的诗歌具有湖湘文化的底色,似乎并不为过。在湖南前辈诗人郑玲(1931——)那里,则表现出湖湘文化的另一维度,那就是经由诗人的苦难意识幻化而成的生命之美和生命之美后面深致的人生关怀。这可能与湖南的地域性人文气象有着内在的关联,也来自于诗人对人生的独特体认。进入新世纪之后,尽管郑玲年事已高,但每年都有新作问世,而且在读者中广有影响。《郑玲诗选》2012年初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是诗人60余年来创作的精选集,其中也有部分作品为诗人近一两年来在病床上写下而从未发表过的新作。她的诗有一种纵深的历史意识,不仅是诗人个人的生命储存,也是历史见证的一部分,她把自己的生命体验注入其中,转化为一幅“囚禁在记忆里的画”,在苦难的底色上绽放着温暖和希望之花,这大概可以理解为郑玲诗歌的主题意向。对郑玲来说,写诗意味着生命的需要,这种需要内化为一种强劲的创作动力,这就可以解释她六十余年来即使在严峻的苦境中也没有放弃创作,反而把苦难意识升华为一种美的情致的原因。确实,从郑玲的诗中往往可以发现她个人的人生经历,哪怕是在对理想和未来的憧憬中,也可以发现诗人过去生命中的一部分,这种未来和过去的并置可能是诗人理解现实的一种方式,大概也是诗人把苦难意识和生命精神强化为一种人生态度的诗性化处理。她在2012年发表的短诗《总听见一群人唱歌》就很值得一读,诗歌写自己重病初愈,每夜临睡时分总听见一群人在唱歌,在达观的心境中表现出对人生的深沉思索,苦难已经被完全净化,留下来的是爱的温馨和感动,这显露出郑玲的诗歌经过岁月洗礼后对苦难的从容化解。

  二
  湖南诗歌长期以来处于相对沉潜的状态,并没有出现在全国领风潮的诗人。进入新世纪之后,湖南诗坛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活力,这里面可能包含着多方面的因素,既有湖南诗人对当代诗歌走向的敏锐判断,也有在一段沉潜之后寻求诗艺突破的心理动因,也可能是在多种因素影响下所形成的聚合性效应。大概是在这样的诗歌氛围下,湖南诗人的抱团意识得到自觉的强化,几个有影响的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诗群先后形成,既有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6+0”诗群和“新湘语”诗群,也有在省内产生局部区域性影响的常德诗群和湘潭诗群等。自然,这不过是湖南众多诗群中各自以相当的总体性实力浮出地表的几个而已,至于其他的一些也有各自的“势力范围”,但还缺乏作为一个诗群的核心诗人和区域性影响力。这些诗群有一些共通之处,湖湘文化的熏染是它们的总体性写作背景,恐怕也是它们着意为之的写作取向,尽管在不同的写作者那里,这种文化背景或隐或现,但都已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写作质地。因此,就写作者的艺术追求来说,实际上都凸显出某种共通性的美学基因,这是一种从湖湘文化的母体中生长出来而又混合着诗人自我个性的创作独特性及其后面的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在优秀的诗人那里,创作独特性不仅仅是风格性的,也是一种具有风格性的文化建构,尽管对湖南诗人来说,这可能还是一个过于高远的目标,然而却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事实上,老诗人彭燕郊的写作对湖南诗人来说就具有启示性,在一些有才华的中青年诗人那里,这种启示性被内化为一种潜在的创作动力。

(作者:吴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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