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的《诗》月刊(韦泱)

┌2012-09-10┐┌来源:www.hnsrw.com┐┌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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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恰值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诗歌刊物《诗》月刊,诞生九十周年。以一九一七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为始,现代新诗已走过九十五年历程。而五年后的一九二二年一月,新诗刊物《诗》月刊,在上海破土而出。
 
  此前,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曾刊出以诗写成的关于《诗》月刊的广告:《〈诗〉底出版底预告》,最后两句是:“我们造了这个名为《诗》的小乐园做他的歌舞养育之场/疼他爱他的人们快尽你们的力来捐些粮食花果呀!”这样的广告用语,当是十分有趣。
 
  一九二一年秋,叶圣陶、朱自清、刘延陵三人在上海吴淞公学教书。那里濒江临海。三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远离喧嚣的市区,置身在“大自然恢宏阔大的景象”中,颇感新奇。每天课余,就一同在海边散步。一天,他们的话题从课堂上教授的国文课,谈到新诗的产生,觉得四年来还没有一份专载诗歌的期刊。于是,有人提议,自己来办一本诗刊试试。于是,他们说干就干,马上拟定计划,并致信中华书局,要求书局同意承担刊物的印刷与发行工作。中华书局的左舜生约他们商谈后,认可他们的计划,并定下诗刊为三十二开本的月刊,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等等事项。他们则以“中国新诗社”的名义,负责编辑。俞平伯适从英国游学归来,也参与部分编辑工作。而具体负责编诗刊的,主要是叶圣陶与刘延陵,第一卷的五期中,则主要由刘延陵担纲编辑。
 
  《诗》月刊从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到一九二三年五月停刊,近一年半时间中,出刊两卷共七期,计第一卷五期,第二卷二期。实际上因无专职编辑,人员又流动频繁,月刊常常脱期,变成了双月刊。在民国年间,《诗》的创办时间与期数,都算不上突出,但它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诗刊,意义就非同一般。
 
  《诗》一卷一号(即创刊号)上,没有创刊词,也没有编后记之类的文字,共刊出十七位诗人的作品,还有一篇俞平伯的理论稿《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以及三篇译稿,周作人译的《儿童的世界》,王统照、沈雁冰译的爱尔兰、乌克兰诗歌。此期《诗》以俞平伯《诗十六首》打头,刘复(即刘半农)、汪静之各有《诗七首》。有的诗人,如潘四、陈南士、健鹏、程憬等,仿佛流星一般,在诗坛上稍纵即逝,已不为人知。后成为文艺理论家的郭绍虞有一首《静默》,让我眼睛一亮:“这是深夜的时候了/但是/有鸡声/有虫声/有一步步极匀称的步声/更能听到一跳一跳心弦颤动的声音/宇宙终究是动的宇宙/终究没有沉寂的片刻/但这是何等的静默啊!”即使放到现在,这首诗还是有诗的意境哪!第一卷第四号有“读者赐览”一栏,写道:“现因本刊创办人都是文学研究会底会员,故大家协议,将本刊作为文学研究会定期出版物之一。”果然,第五号的封面上,印上了“文学研究会定期刊物之一”字样。这说明,《诗》从创办之初“三同志所办”的同人性质刊物,成为了研究会会刊,其作品的基本倾向,就是文学研究会的流派宗旨,即“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在第三号的封二上,有“投稿诸君鉴”,写了叶圣陶、刘延陵的收稿地址,又写道:“本刊每期出版,中华书局都以数十册交同人分赠投稿诸君,当事人所能报答诸君盛意者不过如此,这尤是同人所万分抱歉的!”这说明,刊物只赠样刊而无稿费,经济拮据如此。从第四号起,《诗》的刊末有了“编辑馀谈”,类似编后记,为刘延陵所撰,谈了五点编辑意见,如“(一)为读者底便利起见,本刊将性质风格相似之诗聚在一齐,第一组是小诗,第二组是气味严肃一些的,第三组是清逸一些的”。又针对读者反映刊物脱期,在(二)写道:“因为出版底迟早须看稿件底多少而定,编辑人不能为多大的助力,因此所以我们很欢迎来稿。”这说明,《诗》的稿源并不丰富。接着,(三)写道:“学衡杂志里常常有反对新诗的文章,本刊第五期将有一篇文字和它为有趣的商酌,不妨在此预告一声。”这也说明,《诗》是新文学运动中与复古思潮斗争的产物,新诗的成长与发展之路并不平坦。《诗》第二卷一、二号主要为叶圣陶所编,刊物上留的收稿处也是他先苏州后上海的通讯地址。
 
  从《诗》的几位编者看,叶圣陶早年写诗、编诗的经历,现在已鲜为人知,他的主要成就在小说创作与教育实践上。朱自清自然是诗坛权威,他后来主编了《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诗集》,不少诗歌是从《诗》月刊中选入的。他的成就后来主要在教学与古典文学研究上。然而他于一九四八年因拒领美国救济粮,贫病交加而死。俞平伯早期出版的诗集《冬夜》《忆》等,成为新文学的经典。后期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尤其关于《红楼梦》研究,影响甚大。最后说说刘延陵。一九八七年,上海书店影印出版全套《诗》月刊,打算找当事人写篇前言,而幸存者只有两位了。当时叶圣陶病重住院,已难执笔。编辑辗转找到时在新加坡的刘延陵先生,请他写了《〈诗〉月刊影印本序》,留下了一篇弥作珍贵、极有史料价值的回忆文章。当年《诗》停刊后,刘延陵远赴美国留学,后因身体原因回国,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抗战初刘延陵流亡南洋,其间回国探亲过,又赴新加坡任职《新洲日报》。后一直以编辑与教书度日,与外界少有联系,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一九八八年十月,他以九十四岁的高龄在新加坡谢世。

(作者:韦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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