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角度看诗歌的虚构与非现实情境

┌2014-11-03┐┌来源:www.hnsrw.com┐┌手机看新闻┐

  • 打印
  • 网摘
  • 分享
  • 推荐
  • 字号
  许多读者常常对诗歌中出现的陌生意象和非现实情境感到困惑,因而他们往往因不解而生怨恨。这一回我们就来谈谈诗歌中存在非现实(虚构)因素的问题。
  许多保守的作者和读者抱紧诗歌反映现实生活必须使用现实意象和情境,做镜子性“表征”再现这样的观点,将许多隐晦反映社会问题的优秀诗歌当做无病呻吟,实在愚蠢之极。难道用具有新艺的技法反映一直存在的的社会问题就是无价值之举吗?
  国内许多文论教程反复强调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艺术天生具有斗争性”“艺术唯一源泉是现实,艺术以现实手法反映现实”。事实上真的如此吗?余华、莫言的先锋小说包含许多虐杀、折磨的情节,难道他要杀几个人再反映与作品里,或者他要亲眼看到这样的情景?要反映现实,可以将所见所闻升华成概念,再通过其他虚构图景展示出来;没有必要照镜子式的作画。比较文学大师雷·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指出:“文学最突出的本质属性为虚构性(fictionality)、创造性(invention)或想象性(imagination)。按照这种观点,即便是自然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些将“客观写实”当做创作信条的文学思潮也都不能避免创作中的虚构”。事实也证明了,虚构是文学创作过程中不能避免的环节。随之而来的是虚构造成的“陌生化”和理性认知外的非现实情境。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认为“陌生化”反而是一种更吸引读者的方式,它能引导读者进入一个封闭的新世界。虚构一个新的无羁绊的真空环境,更有利于诗歌给读者产生新奇感和追索欲望。此类创作广泛运用在小说领域,而且不乏翘楚,前有以《格列佛游记》著称于世的乔纳森·斯威夫特,后有写出名著《我们》的俄国巨匠扎米亚京,以及以《一九八四》名世的乔治·奥威尔、创作《河童》的芥川龙之介,以《猫城记》独步文坛的老舍等等。他们都在小说中虚构一个足以表达自身讽刺思想的“乌有国”,读者在其中或惊奇,或不解,终会得到作者埋下的价值。
  我尝试引入现象学研究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样一种“非现实的”情境中,作家与读者在此处的前期互动颇有些现象学的味道,我们可以在胡塞尔的“悬置”(epoche)理论基础上说明这个问题。“悬置(或译为悬搁)”这一术语的首次提出者是古希腊怀疑学派的代表皮浪,悬置一词体现的真意是皮浪那句“最高的善就是不做任何判断”,也就是从现象入手,不主观企望抽象出能够揭示现象背后本质的结论。小说的情节似天方夜谭,容易引起读者先入为主,产生非逻辑的、理性意识外的感性思考,将文本本身“悬置”在不属于意识范畴的感受里,胡塞尔称之为“括号内瞬间”(bracketed moment)。某种程度上呼应了19世纪美学家费希尔(F·T·Vischer)和哈特曼(E·Von·Hartmann)等人的著名论断:“艺术都是意念的感性外射。”伊格尔顿也在其重要著作《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对胡塞尔所提出的现象学的研究方法作出了详尽的解释:“胡塞尔主张……我们可以肯定,它(事物)如何直接显示于我们的意识……我的思维正在指向某一事物,思想行为与思想对象是内在关联的,我的意识并非只是世界的消极记录,它积极的构造成‘意欲’世界。于是,为了建立确定性,首先我们必须忽略超出我们直接经验的一切,我们必须把外在的世界紧紧还原为我们意识的一部分,将其‘放入括号’。这个所谓‘现象学还原’是胡塞尔头等重要的一步。”所以胡塞尔视威廉·詹姆斯为同道,自认为是“经验主义者”。读者不依靠外在指引因素进行参照判断,而是纯粹由自己的指向(能指)意识在对作品一对一的(所指)感受活动——被动的、内敛的、虚心聆听,在思考的感性空间里形成一系列经验图形。胡塞尔的弟子波兰现象学批评家英格登(Roman Ingarden,1893-1970)首次提出:“作品的意义——不只蕴含作家本人意识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亦包括读者本人对作品的不断意识投射。”正如胡塞尔在其晚年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针对意向性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意识本身作纯粹解释时所谈到的:“……在这种主观指向的研究中作为所思的所思(cogi-tata qua cogitata)第一次作为每个意识体验的本质要素,得到应有的重视”。胡塞尔重视主观性思辩中“主题化的人”及其本质“纯粹心灵”,也就是承认了心理学对于哲学的特殊贡献,个人通过自在自为地使自己从意向性所固有的内在的“自身联系”与“被关联”中搜索自己认可的结论,这些人被卷入那些对象的“实在关联”之中,换言之,读者有机会成为创作用意中浸泡的作者本人,或者作品中的虚构主体,以自己的心灵感受作为翻译机和再创作器。从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批评层面来讲,也就是说,在心理上读者通过主动阅读把作品“具象化(concretize)”,继而在冥想之外参与主动“共创作”(co-creation),从而得到上文所阐述的这种抽象的、图形化的粗略、离析的“现象学印象”。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开始转向阅读后期的理性思考,便直悟作家作品的思想内质。既然作品已经在“非现实”的环境下反映了“非现实”的现实生活,作品中的“非现实”生活也就成为被读者框在“伦理常识理式”内的“现象学生活”,读者就会用“真实的理性范式”本身去比较作者描摹、形变后的“非理性”世界,进而发现纸上的世界与我们意识里的理性世界的共同点,最后通过个人联想和生发,主观上将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扭合,产生作者力图营造的讽刺、揭露效果,从而解剖浮在社会阴云中因病症而膨胀的问题内核。
 
  请看这首诗:  我提着头颅来看望你
 
  拿出这本工作手册
  知道黑衣老头儿又请假了
 
  我提着镰刀和自己的头颅
  穿过你门前的歪脖子树上的绳圈
  摸着砖墙的锋棱迈过铡刀侧面
  随手拧开瓶子蘸些农药
  以我瘦长的指头擦净电门里的灰尘
  那张黑色唱片放着已故歌手发霉的嗓音
  夹杂着竖琴之弦锯断火苗的音色
  我打量着煤气阀脱落的油漆
  捡来一副白白的骨架装饰着这件不宽的厨房
 
  我拎着果篮、鲜花和自己的头颅
  来看望这个白床单上搁着的老人
 
  他的儿子面部扭曲着干槁的疤痕
  两只苍蝇即将亲吻老人冰冷的皮肤
 
  我放下东西,静静走出门去
  等着那个把财产写在脸上的儿子
  拿起足以闷死一个人的枕头
 
  看到题目,读者便感觉陷入了一个与自己经验世界截然不同的被歪曲的现象世界。读者便会产生一种主观悬置,率先将文本放在理性意识之外。而后发现,诗歌的叙述主体就是提着头颅去看望另一虚构人物的第一叙述者。他是因为工作需要才前往的,这就引起了我们对其身份的思索,从心理层面而非文本层面抽象出种种猜想。这个叙述者反复重复着带有死亡意象的动作,和死亡方式,但他并没有失去生命;他的使命是看望一位将死的老者。作品有了这样的感性外射,我们就可以在悬置之后,发现现象的指代物。我们可以轻易猜出,叙述者就是死神本人,或者带来死亡的神秘力量。
  最后几行,叙述者离开屋子,儿子拿起枕头,意味着老人之死不是偶然,而是被在贪婪驱使下的儿子杀死的。
  突然我们走出了叙述的迷宫,作为死神的叙述者冰冷地叙述了一幕人伦惨剧。我们看到了“呼唤道德力量”这一陌生世界里,耳熟能详的主题,这无疑更能引起读者的反思。试想如果没有技巧的创新,平铺直叙一出惨剧,我们是不是看看报纸更好?虚构最高价值就在于产生陌生感。读者在陌生里找到熟识、现象里找到意义,读诗才读出厚重。

(作者:先锋的影子

____
  • 东荡子
    东荡子
  • 杨罗先
    杨罗先
  • 罗长江
    罗长江
  • 于沙
    于沙
  • 吴茂盛
    吴茂盛
  • 李跃
    李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