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精神转向与探索性写作-从诗人有三条命说起

┌2014-08-12┐┌来源:www.hnsrw.com┐┌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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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细细揣摩,诗人大致有三条命:第一条命应是自然状态中的生理性的生命;第二条命乃是其书写的作品的生命。相比之下,作品往往比人长寿,诗人都活在自己的作品里。那些优秀的诗作,可以让读者记住诗人,记住诗人的思想、追求和人文品格。可见,诗人的第三条命便是其高尚人格、精神重量和生命境界。
 
  一个诗人有多大价值?一个人的写作到底能走多远?固然与每个个体的潜能与禀赋紧密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有自己能立得住、传得远、留得下、即富有生命力的作品。“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一句话,一个诗人要独立自主,卓然自成风貌,只有靠作品说话,并让作品成为一种永久的生命存在而风行于世。说时容易做时难。这里牵涉到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如何理解创作的生命价值,一个是如何自觉地进行精神转型。唯其如此,才能在一个更大的精神世界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写作本身是一种生命性行为。唯有相信诗歌具有价值,才能确立诗歌的价值取向。首先,诗歌是一种生命的外化。作为一种个体性活动,诗歌写作常常发生在生命力极为充沛的时候。所谓“不平则鸣”、所谓“愤怒出诗人”、所谓“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无不表明写作是生命力受到阻碍后的一种暴发,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以生命为核心内容的表达方式。诗人作家把这种来自于自身的、源自于内心的东西外化为艺术形象,通过语言文字的巧妙组合凝聚为艺术品。在这个过程中,生命力得以表现,内心获得安抚。诗人还可以从外化的作品中看到自己,从而获得表达的快感,产生卡塔西斯效应。其次,写作可以成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具体地说,写作不仅是生命的延续、持存,更是作者生活的一部分,是精神的必需,是生命的需求。再者,写作可以提升和完美生命。在写作过程中,诗人思考、体验、感受、塑造、表达生命,深化对于生命的认识,创造出有生命的、有感染力的另一个“我”,而且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升华,进一步激发生命力,丰富生命内涵。
 
  诚然,每一个人都有生命性,但不是每个人都会进行创作,都能写出有价值的优秀作品。针对目前诗坛的现状,面对当下铺天盖地,如批量生产的流水线产品的诗歌,之所以令人不敢恭维,究其原因,除了匮乏诗的创造性思维外,关键是难见境界,难见“眼界始大,感慨邃深”①的诗歌格局和气象。因而,诗歌写作要走出困境,又牵涉到一个精神转向的问题。
 
  二
 
  时代在流变,岁月在流转。一切的变化是绝对,不变是相对的。一部《易经》,就是“变”经。特别是进入自媒体时代,在后工业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整个世界变得太快了。置身其中,一切事物都在加速变化或转型。处于动态的社会文化伴随着各种因素的作用而发生变化,文学同样在社会文化思潮中产生变化。在这种特定的语境中,一个诗人一旦发现自己的写作面临困窘,无法更好地施展自己的诗歌抱负来表达生命的诉求,传达灵魂的声音。其表征是精神上遭遇到难题,即难以突破自己,难以让写作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说明我们有必要回到一些基本问题上寻找出路。比如,感官视野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整或打开?内在的精神建构是否需要转型或者扩展?这些对唤醒激发自我诗歌世界的生机盎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是的话,除了要学会进入“有难度”的写作状态外,关键的是如何实现诗歌的精神流转。如果每个诗人都意识到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也充分意识到自身的局囿,那么不妨从三个方面来探讨怎样不断去寻找更加理想的新路向。
 
  其一,重新思考并确立属于自己的艺术追求和诗学主张。举凡有出色见地者,方有超凡之学问;有超凡之学问者,方有超凡之品格;有超凡之品格者,方有盖世之文章。审视古今中外大诗人的作品和成长轨迹,有人认为,要成为大诗人必需具备五大条件:一是天才,二是阅历,三是艺术追求,四是恒久勤奋,五是机遇。可见,艺术主张的重要性如同一部发动机。从群体性即诗潮或流派方面来看,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也好,象征派、意象派、感觉派、立体派也好,还有诸如唯美主义、表现主义、后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等等诗歌流派,都有自己鲜明的艺术主张和追求。从诗人个体而言,人生归根结底是在追求中选择。生或者死,停滞不前或汹涌向前,这是个问题,也是一种选择。人生百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自己能做什么,生命和激情往哪里投注?应确立什么艺术追求和诗学主张?应写什么的题材和作品?应以怎样的姿态去写作?这一切,也都是一种个人性的追求和选择。一旦把写作当成自己的艺术追求,写什么,怎么写,这是诗人的自由。选择什么样的诗学观念和追求目标,往往决定了诗人的品位、文品和人格的高下。纯正高雅的选择可以诞生一位高雅纯正的甚至是杰出的诗人。有主张说明有主见,有追求就有创造动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大诗人屈原、杜甫矢志追求的形象写照。从诗歌本体论看来,诗人的艺术主张和诗学观念,在文化视野中则表现为由诗人的主体呈示所带来的异彩纷呈的文化容量。但丁《神曲》以关怀人类命运的精神姿态,表现了在新的交替的时代,人类怎样从迷惘中经历苦难与考验,依靠理想和哲学的导引,抵达至真至善的境界;歌德的《浮士德》作为西方精神历史的巨传,浮士德作为史诗性的巨人,象征着人类精神不断升华、自觉地追求永恒的生命;艾略特的《荒原》则表达了西方一代人的幻灭和整个西方文明所处的苦闷与惶惑的境况;金斯堡的《嚎叫》以怨气冲天的哀号表白了“我这一代精英”的痛苦和自暴自弃,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的代表诗作……在中国,许多重要的诗人因为有自己独特而鲜明的诗学主张和艺术追求,在各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表现了特定时代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意志而成为全民族的文化财富。
 
  其二,寻找适合于自己开垦和播耕的写作根据地。一个诗人,与其忽东忽西、写这写那,不如抓住自己最感兴趣最为熟悉的一方空间去发现诗意,寻找自己的写作资源。一个诗人倘若没有属于自己的灵魂根据地,没有精神的来源地,是很难经营出好作品来的。这种具有地方性经验和精神扎根地的诗歌,视角的切入往往是具体而有限的,但只要对接灵魂出口的通道,就能抵达世道人心。能够在写作中自觉地限制自己,又不断扩展自己人生宽广度的诗人作家,所展示的文本世界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即其写作意义已远远地超出地方性的概念。因此,伟大的作家常常热衷于写自己所熟悉和热爱的故乡(或把他乡当故乡)。诚如鲁迅之于水乡小镇绍兴,沈从文之于湘西的古老边城,马尔克斯之于拉丁美洲那个泥沼深处的叫马孔多的小地方。而普希金则咏叹:“无论命运会把我们抛向何方/无论幸福把我们向何处指引/我们——还是我们:整个世界都是异乡/对我们来说,母国——只有皇村。”他们笔下的“这一个”地方,无异于整个大千世界的最亮点,这恰恰是他们独特的文学存在方式的最佳选择地或对应点,并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灵魂底部的独特空间里。②他们身上有个共同点,即不断寻找适合于自己开拓耕作的写作据点,忠实地在脚下的那块土地上寻找灵感的源泉。他们善于从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中,透过世道人心,寻找最普遍的意象和材料,然后通过一种非常强大的想象力和特别优雅的语言,调动多样的艺术手法的探索,来构筑一个富有魅力的精神气场,实现对世界和人生中不易察觉的带有本质的既精微又准确的呈示,且对心目中的对象和事物进行重新命名和发现,开掘出蕴含其中的美感、诗意和哲思。

(作者:庄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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