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谁还记得诗歌?(邓海建)

┌2012-09-11┐┌来源:www.hnsrw.com┐┌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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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先锋派诗人乌青走红,因其诗以极度白话像自言自语又像唠家常的口吻写成,被网友赐名“废话体”。有网友调侃“读你的诗还不如打开电视看广告”、“李白杜甫一定会泪流满面”。也有专业人士表示,乌同学坚持改变人们对既定诗歌的界定,称其诗歌是“娱乐派”。(3月30日《新文化报》)
 
  这是一个诡异的悖论:一切与诗歌有关的新闻,其实都与诗歌无甚关联。乌青的诗臧否与否,已经不在公共关注的范畴,戏仿的目的就是消遣与解构:潜台词是诗人越来越疯癫、诗歌越来越没治。
 
  说忘记,似乎又清晰记得。每年3月26日,缅怀海子成了一个固定的仪式。有人说,大众注定要以一个卧轨自杀的诗人祭奠他们流亡中的理想主义。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麦地、粮食、村庄、太阳和河流,还没有随着经济的车辆碾压为尘土,那么,今日的繁华琳琅的时候,我们也早已将“以梦为马”的年代远远抛在身后。理想与浪漫,诗性与情怀,不是在橱窗被商业化展览,就是在故纸堆里无从打捞。我们记得诗歌的模样,无外两种方式:一是像所有开发商一样,在与“海景”等诉求相关的建筑单元的广告语上,刻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二是在“杜甫很忙”的涂鸦狂热中,顺带着想起杜甫已经活过了1300年。只有消费与解构,没有创造与建构。
 
  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写诗,正如不是每个人都注定会“仰望星空”一样。但对于一个时代、一个社会而言,“绝对理性”之下,骨子里没有一丝半点诗性情怀,恐怕迟早会“诸事不顺”。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原则中,“理想主义”是一条明确的标杆。诺奖的理想主义倾向,见诸于文学、发明与发现,体现的是对人类矛盾冲突的前瞻与隐忧。观之我们的时代,很多看似是体制机制症结的顽疾,哪个不与“理想主义幻灭”息息相关?大品牌的大疯狂,小摊贩的小伎俩,馒头里的染色剂、奶粉里的三聚氰胺、官场上的酒瘾与权欲、学术界的各种不端……看起来是标准的问题,然而,制度也好、标准也罢,永远是有缺陷的,关键是执行的“人”。没有理想与情怀的人,再是完美的制度,也规制不出光芒四射的悲悯与温情。
 
  “诗歌是热爱生活的证据”。信仰稀缺,则诗人没落;理想贬值,则物欲横流。一切偶像不过是虚幻的想象,真实的是我们对现存的态度。三月一过,谁还记得海子呢?新的涂鸦面世,几多人记得杜甫?不少西方国家的家庭聚会,迄今还保有诵读诗歌与散文的习俗,而我们的交流,除了酒吧似乎就剩麻将桌。诗歌不是灵丹妙药,也未必能拯救什么,但于一个浮躁而速朽的年代来说,起码可以平和内心的乖戾与不堪:譬如———以梦为马,孤筏重洋。

(作者:邓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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