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者,智慧者:《乔伊斯、萨伊德和流散知识分子》

┌2012-09-11┐┌来源:www.hnsrw.com┐┌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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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散(dispora)一词源自希腊,本意指花粉或种子飘散四方以繁衍生息,《圣经》出现以后,流散一词便与希伯来人的生存方式紧密联系,意指长期流离失所或集体搬迁的民族共同体的迁徙状态。复旦大学学者戴从容的文学评论集《乔伊斯、萨伊德和流散知识分子》赋予流散以现代、后现代的所指,认为流散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反抗策略,一种“现代人在社会规训力量面前最后的出路”。她坚持政治与学术的相互结合要通过理性和智慧的流亡立场来实现,而这个兼具理论深度和介入态度的人群可以用“流散知识分子”来命名。
 
  《乔伊斯、萨伊德和流散知识分子》一书站在知识分子批判性的立场上给予了“流亡文学”与“流散文人”以高度评价。文集收录了戴从容20年间写作的12篇论文,不仅在旁征博引中让读者领略作者渊博的学识,更将自己对于文艺优劣和文人责任的思考纳入篇中,在行云流水的文字间闪烁着理性和智慧的光芒。12篇文章涉及7位作家,作者主要论述的是詹姆斯·乔伊斯、爱德华·萨伊德和谢默德·希尼三人。希尼致力于探索政治冲突和民族斗争的历史,在诗作中挖掘爱尔兰民族的精神和未来;萨伊德作为远在美国的他者,用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向西方社会索求后殖民时代的权利和公正;而乔伊斯则更为彻底,22岁远离祖国,在欧洲大陆流亡了一生,他对爱尔兰复杂而痛苦的爱成为他小说中最深厚坚固的底色,如大地一般。他们各有所职,或是诗人,或是学者,或是小说家,但他们都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们各有所遇,或是身在流浪,或是心在流亡,但他们都将流放的批判意识带入了文化空间;他们各有所成,或以才情闻世,或著宏伟巨制,但他们都超越了孤芳自赏的学术界,将自己的影响力带入到公共生活领域,寻求世俗性的回归。
 
  这些作家无一例外都获得了世界性的声名赞誉,然而在他们思想的深处都是经过了几番痛苦的历程。“流亡”分为两种,一种是被迫流亡,而另一种更高层次的则是主动流亡。无论荷马或是但丁、屈原或是杜甫,又无论纳博科夫或是索尔仁尼琴、库切或是拉什迪,我们看到的只是作家文人表面出于无奈的迁徙流离,而他们主观的自我放逐以及因此而获得的多重视角、反抗精神以及中立态度是评论者们常常忽视的地方。戴从容则重视到了这些知识分子因为流亡的立场所获得的利于学术研究的部分。
 
  丹麦学者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卷“流亡文学”的序言中描述了这样一类特殊的文人,“在这两大暴政(国民公会和帝国的专政)期间,一个法国文人只有远离巴黎,在寂寥的乡间过死一般寂静的生活,或是逃出国去到瑞士、德国、英国或是北美,才能从事他的创作活动。只有在这些地方,独立思考的法国人才能存在,也只有独立思考的人才能创造文艺、发展文艺。这个世纪的第一批法国文学家来自四面八方,其特点就是反抗的倾向。”不论勃兰兑斯择取的这些流散文人是否符合我们今天的艺术期待,他的重大意义在于首次将“流亡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乃至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写入文学史中,给予了这一长期被压制的力量以“主流”的地位。然而,作为文学史家的勃兰兑斯自己也未能幸免,1877年他被教会认定为“不信神的犹太人”,被解除哥本哈根大学的教职,开始了长达7年的柏林流亡生涯。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写道,“流亡文学是一种表现出深刻不安的文学”,他之所以被尼采和鲁迅强烈推崇,皆是因为这一股反抗的傲气与他们恰恰相投。鲁迅认为中国的文化缺少的就是这一种深刻的不安,他在《摩罗诗力说》中就极力反对“平和”、“兽爱”的文学,而“今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他最为喜爱的两位“摩罗诗人”——拜伦和普希金,就是流亡文人的两位典范。
 
  勃兰兑斯和鲁迅所说的“反抗”在萨伊德看来就是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就是要能质疑一切正统学说,不仅在理论上质疑它们的“本质”,而且要考虑理论的施为性并监督他们“在现世中的所作所为”。萨伊德在《流亡的反思》中一再表达自己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观,“知识分子并不是要登上一座山峰或讲坛以便站在高处做慷慨激昂的演讲,显然,你想在人们能很好地听你讲话的地方说要说的话;同时,你也希望你的演讲表述得极好以便对不断发展着的社会进程产生影响,例如,对和平和正义产生影响。不错,知识分子的声音是孤独的,但它能产生共鸣,因为它可以自由地与一场运动的现实、一个民族的愿望以及共同追求的理论密切相关”。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尽管身患癌症并已到了晚期,萨伊德仍不时地出现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讲,阐述自己的观点,对当代社会的一些敏感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时,他又拒绝参加任何有利可图的政党或组织。如果说萨伊德的“反抗策略”是学者型的,那么乔伊斯的“反抗策略”就是才子型的。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乔伊斯借斯蒂芬的口说,“我将努力在某种生活或艺术方式中尽可能自由地、尽可能完整地表达自我,并只用我允许自己使用的那些武器来自卫——那就是沉默、流亡和狡黠”。沉默是无言的鄙夷不屑和自我保护,狡黠是极具思辨性和灵性的刻薄和尖锐,沉默和狡黠都不能构成正常的、令人愉悦的交谈,却也不是刚烈的、冲突式的正面交锋。正如戴从容评论的,“是一个人面对强大且充满敌意的社会,时刻保持思想的警醒和锐利的头脑时会有的正常反应”,规训社会如同渔网,斯蒂芬沉默而狡黠地躲在网眼的角落,沉潜着期待每一个勃发反击的时刻。斯蒂芬是思想的智者在于他意志的顽强、智性的清醒、心灵的独立,更在于他选择的“流亡”策略。戴从容总结道:“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需要流亡的立场,也需要清醒的智慧。”

(作者:韩诗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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